◎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对交叉学科提出了新的发展挑战。通过实现交叉学科人才支撑与制造产业变革、推进前沿科技突破与创新高地建设、推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双一流”建设,交叉学科得以高质量发展,并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因此,应在政策语境与时代特征中把握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蕴、创新交叉学科发展理念、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机制、坚守交叉学科建设的质量底线,以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价值要义;路径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成为新时代我国各领域发展的重要目标,也对交叉学科提出了新的发展挑战。
2017年,教育部提出了“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行动”,要求构建“特区+中心+平台”规范有序的交叉学科发展体系。2020年,“交叉学科”正式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标志学科交叉制度进入成熟期。2021年,教育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推动结构优化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共同行动方案》,强调做实新兴交叉学科专业。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2023年10月,教育部公布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名单,交叉学科已从2020年的549个增至2023年的860个,设置交叉学科的高校数量也从160所增长到230所[1]。这些标志着交叉学科建设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部署的重要汇聚点,已进入国家系统布局、统筹推进的新阶段,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交叉学科人才支撑与制造产业变革、推进前沿科技突破与创新高地建设、推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双一流”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然而,我国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整体起步较晚,还存在诸多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意蕴
“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探讨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既是从本源上探究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学认识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逻辑起点。
1.基于政策语境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高质量发展”的表述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我国社会整体发展领域。对教育发展而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第一次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论述了如何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在《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强调,在以高质量发展统领教育事业改革过程中,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进“四新”建设,布局交叉学科专业,培育学科增长点。
而之前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文本中更多的提法是“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的目的是解决资源约束下的高等教育重建问题和规模扩张后的质量提升问题,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解决质量提升瓶颈下的创新发展问题[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使命。与“内涵式发展”相比,“高质量发展”的表述有多处不同。第一,政策文本没有对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明确的解释,但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有详细阐述。第二,“高质量发展”中的“质量”与“内涵式发展”中的“质量”要素不是同等含义。正如有学者所言,“高质量”中的“质量”指的是发展质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水平,并不是指人才培养等具体层面的质量[3]。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将交叉学科定义为:“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交叉学科是对原有学科专门领地的超越,它突破固有的学科规训与传统的学术权力结构,采用新知识生产模式构建全新的知识门类和学科体系。通过多个学科门类的渗透、融合,实现知识生产模式的迭代更新是交叉学科的本质属性。
基于政策语境下对“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即交叉学科建设理念、组织建制、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机制等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科技、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状态。衡量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不仅在于发展结果,更在于发展过程,是衡量一定时期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一种水平高低的价值判断。
2.基于时代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基于“政策语境”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侧重于阐述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与目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握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深层理路,进而审思现状并改进提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所以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也应做到与新发展理念高度统一,因此还应从时代特征角度拓展对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科学顶层设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效指引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使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在创新发展、协调共生、绿色发展、开放合作以及共享发展等时代特征中彰显新的内涵意蕴。
一是具有创新发展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交叉学科创新发展体现在理念、理论、制度、成果等方面。在理念创新上,应当突破原有学科画地为牢的藩篱,不再将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看作学科发展的唯一标准,变封闭式知识教育体系为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教育体系,服务国家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的需求;在理论创新上,应借鉴国际交叉学科发展的前沿理论,加强中国交叉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探索交叉学科发展规律,以交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交叉学科建设实践;在制度创新上,应基于交叉学科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推进交叉学科制度体系的协同共生;在交叉学科成果创新方面,交叉学科应产出更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培养国家紧缺的高层次人才。
二是具有协调共生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交叉学科协调发展主要反映了利益相关主体的协调共生关系,即交叉学科建设应从国家、市场、大学、教师等四大主体的需求出发。一是交叉学科研究应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使教育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技强国战略相互促进;二是交叉学科研究应以知识生产促进企业生产,将高校的知识贡献力转化为市场的生产力,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和产业链上,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优势;三是发挥交叉学科促进高校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作用、提升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四是发挥交叉学科促进教师个体学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交叉学科的四大利益相关主体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交叉学科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主体的关系,政府(国家)和市场(企业)作为主要出资方,承担主要科研经费;高校和教师作为主要承担方,承担主要的科学研究;政府和市场代表也可以参与并监督交叉学科知识的生产过程。这就实现了政界、学界、业界等不同主体的协调共生[4]。
三是具有绿色发展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我国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但也曾出现过个别牺牲环境和生态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这是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表现,同样也反映在教育领域[5]。交叉学科的绿色发展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与由内而外的内生需求的平衡状态,使交叉学科能够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交叉学科的成长并非单纯由行政指令从外部驱动,而是基于学科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基层学术组织由内而外地萌芽;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交叉学科的发展大多是在政府和高校的主导作用下依靠强制的行政力量推动。在高校自设交叉学科的实践中,基于行政领导个人意志及旨趣而推动的交叉学科组织,随着领导换届或战略转向,陷入停滞状态,沦为学术“烂尾楼”[6]。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无法和交叉学科由内而外的自身发展需求相适配,也就无法实现交叉学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交叉学科应立足并顺应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与需求,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的促进作用,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是具有开放合作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是交叉学科多主体参与生态的重要特征。与传统意义上学科注重纵向“入细”“入深”的“内裂”式发展模式不同,交叉学科偏向“求宽”“求广”的“外解”式发展[7]。国际经验表明,交叉学科建设的行动主体不仅有国家、政府、大学和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等也可以成为交叉学科建设的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思想的指导下,将学科发展、知识生产与应用和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一体化,从而将细菌科学、畜牧科学等学科发展为世界一流学科[8]。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交叉学科应注重吸纳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使学科建设范式由封闭嵌套转型为开放交叉,涵育更为开放、包容、综合的交叉学科建设生态。
五是具有共享发展特征的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共享特征主要体现在构建和谐共享的交叉学科学术共同体,具体而言,包括学科文化和谐共享、组织边界开放共享、知识权力平等共享等方面。一是学科文化和谐共享。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学科交叉成为常态。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势必要摒弃圈地文化,让交叉学科研究者打破“文人相轻”的文化偏见,了解彼此的学科语言符号和思维,构建拥有共同愿景的学术共同体。二是组织边界开放共享。开放学科组织边界是交叉学科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经之路。不仅要动态调整学科组织之间的边界,还要关注学科组织与行政组织、市场、政府等外部组织的关系。只有学科内外边界不再封闭,才能促进资源更高效地流通,让交叉学科在共享中走向高质量发展。三是知识权力平等共享。根据福柯“知识即权力”的观点,学科知识表征学术权力,知识形态与权力形态的统一使知识与权力的延续和再生产赓续不断[9]。只有通过建立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制度,才能让交叉学科研究者拥有平等的地位,共享知识权力,进而产生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要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作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其独特价值。
1.实现交叉学科人才支撑与制造产业变革,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而从制造业产业链看,数字经济在制造环节和制造工序中的运用程度和创新水平仍显不足。即使是数字化应用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芯片和工业软件的外部依赖,存在着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未来5到10年,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驱动下,我国在基础学科和新技术领域将出现较大的人才缺口。《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特别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关领域人才需求量激增。加大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补齐智能制造、数字化等领域的人才短板,为新业态、新需求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迫在眉睫。
2.推进前沿科技突破与创新高地建设,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发展尚处在“跟跑”的阶段,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解决“卡脖子”难题以实现科技原始创新的要求日益紧迫。科技创新的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重要。因此,通过学科之间的深度交流融合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和推进前沿科技突破,是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科技发展史上,许多重大突破和创新往往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如在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前沿科技领域中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都是由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的。因此,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交叉学科作为一个门类正式“入驻”,下设7个一级学科,其中就包括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专业。交叉学科在学科专业目录上的直接体现,不仅是为了增强学界、企业、社会公众对交叉学科的认同感,更是为了交叉学科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在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的背景下,交叉学科已然成为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倍增效应的有效载体。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高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助力。
3.推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双一流”建设,助力建成教育强国
“如何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教育必须要回答好的问题。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教育的时代责任。“双一流”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工程,2018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各高校纷纷将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以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突破口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能彻底打破传统的学院、学科之间的边界,使知识生产模式从传统学术范式向新兴应用范式转型。高校作为交叉学科建设的主体,通过组织资源、师资队伍的配置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等推动新的知识增长点的产生,达到知识扩容的目的,进而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渗透、理工交叉、农工结合、医工融合等多形式交叉,夯实学科“高原”、厚植学科“高峰”,形成学科“高峰”带动学科“高原”的良性学科生态[10]。既要综合提升学科建设,同时也要为优势学科的发展培植良好的土壤。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向纵深层次进一步发展,从而助力破解传统学科设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剖析中国式现代化对交叉学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逻辑,创新交叉学科发展路径,对推进我国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及现实意义。
1.遵循内外部发展规律,创新交叉学科发展理念
交叉学科建设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实践,如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杰罗姆·韦斯纳所言,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就在于交叉领域[11]。在科学高速发展与融合的背景下,每个科学问题都涉及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交叉学科是取得原创性成果的源泉,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助力。因此,我们应该创新交叉学科建设理念,在遵循内外部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同构。
从内部规律看,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需遵从知识演进逻辑。交叉学科建设切忌机械拼凑,要基于学科知识发展的规律,依照不同支撑学科的特征和发展逻辑进行理性论证。如果不考虑母学科发展水平,跟风建立热门交叉学科,为了建学科而建学科,就会导致所建交叉学科难以可持续发展。知识体系原本是一个整体,由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整体的知识体系划分到各个学科中,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知识间隙”。而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正是适应此学科知识演化的逻辑,在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使研究领域边界不断被拓展、“知识间隙”不断被填补。
从外部规律看,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需遵循社会需求逻辑,社会力量的推动会加速学科交叉的力度和交叉学科的形成。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需要多学科学者协同攻关。正是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与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积极参与下,大量交叉学科才逐渐形成并得以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直接以研究问题进行学科命名,也反映出社会需求对交叉学科发展的引导作用。交叉学科在获得国家及社会资源支持的同时,也要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反馈回路。
2.破除组织边界壁垒,营造良好学术生态
构建开放融合的学术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交叉学科发展生态,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交叉学科建设是对原有学科知识体系的重建和重组,是科研创新的源泉。为破除学科间的交叉壁垒,使各学科的组织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加快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第一,破除院系组织边界壁垒,构建更加灵活、多样化的组织结构。目前,我国高校封闭的学科组织壁垒不利于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应该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束缚,重组和配置学科力量,对现有学科组织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从金字塔型的直线职能制到纵横交错的矩阵制,不管是等级层次还是弹性程度,交叉学科的组织结构都在从垂直、僵化向扁平、灵活演变,总体来说,交叉学科组织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柔性化、扁平化和组织边界模糊化,旨在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度契合。
第二,动态调整交叉学科组织与外部组织的边界,汇聚各个组织的资源。基于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等学者提出的描述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交叉学科组织应调整和政府、企业等外部组织的边界,在保持自己独立身份的同时,密切和其他外部组织的交流合作。在技术共享和产业转化的基础上建立更有利于知识、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创新性要素无障碍流通的交叉学科组织模式[12],从而加速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第三,在调整外显的学科组织边界的基础上,打破内隐的封闭文化圈层结构,提升研究者对交叉学科文化的认同感和交叉学科组织的归属感。首先,高校应建立交叉学科研究者群体的公共理性,倡导学术自由,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共同的目标,形成学科发展的合力;其次,高校还应建立学科文化干预机制[13],从不同学科现实出发给予不同学科研究者更多的包容,提高交叉学科研究者的积极性,不断改善学科文化的氛围与兼容性;最后,高校要坚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交叉学科评价模式,将交叉学科研究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以及解决关键领域重大问题的能力等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通过增值性评价、融合性评价、代表性成果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体现交叉学科的特性,从而营造开放、多元、宽松的交叉学科学术生态,激发交叉学科研究者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创造活力。
3.整合多方资源,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机制
共建共享被视为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源是交叉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交叉学科作为新生事物,与单一学科相比,其学科基础薄弱。原有学科资源配置方式以学科与部门的绩效为基础,难以实现交叉学科发展资源的集中和共建共享。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通常专门制定政策支持交叉学科的发展,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发表的《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报告建议,联邦和各州的所有资助机构都要进行相应改革,制定专门针对交叉学科的资助计划[14]。因此,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机制。
一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完善交叉学科资源的配置机制,使交叉学科获得持续稳定的资源分配。如成立专门负责交叉学科建设的管理机构,制定政策将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纳入独立的资助范围。此外,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对前沿综合交叉领域研究给予优先资助与合理的资源倾斜。
二是高校应改变基于学科的资源分配方式。将资源重点配置到基于问题的研究上。对重大前沿科技问题、国家战略问题进行重点支持,并加大对交叉学科研究基地平台、研究团队的扶持力度,给予其长期资助,以调动交叉学科研究者的积极性,充分保障交叉学科团队的稳定性和人才培养的连贯性。
三是校企积极探索“揭榜挂帅”的产学研深度合作模式,使交叉学科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支持。高校应重视相关产业为交叉学科发展提供的机遇,减少行政干预,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合作,主动获取更多赋能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资源。如搭建政产学研合作的高效互动桥梁,对接产业链,服务社会产业需求,实现交叉学科科研成果的高质量转化。
4.改革交叉学科治理机制,坚守交叉学科建设的质量底线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校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同构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推进动态治理、平衡多元主体的权责等举措改革交叉学科治理机制,能有效提高交叉学科的治理水平,推动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具备战略规划意识,在动态治理中实现交叉学科治理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一是健全新兴交叉学科准入制度,必须坚持“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对新兴交叉学科根据成熟程度进行阶段划分,实施阶段性管理;对于有推广价值的交叉学科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并且给予持续性的资源投入,待其发展到成熟期再合理纳入学科目录。二是建立合理的交叉学科调整退出机制,定期对交叉学科进行综合质量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是否继续将其纳入学科目录的主要依据,以确保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淡化学科目录的管理功能,将其与学科资源配置、学科评价“松绑”。坚持学科目录服务学科发展的宗旨,对于尚未成熟的学科,不宜过早固化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否则反而不利于深度的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确交叉学科的治理涉及到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一是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通过出台交叉学科建设方案等政策文件促进交叉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二是高校要承担主要执行者的责任,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使交叉科研团队的成员在思想上交流碰撞、在方法上相互学习、在知识上互相补充,最大化地发挥交叉学科的独特优势,共同致力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三是要发挥市场和社会对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质量的反馈,加强交叉学科建设的过程监督和管理体系建设,以切实保障交叉学科的科学治理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EB/OL].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
4/A22/202310/t20231009_1084652.html#:~:text=%E6%A0%B9%E6%8D%AE%E5%B7%A5%E4%BD%9C%E5%AE%89%E6%8E%92%EF%BC%8C%E7%8E%B0.
[2]赵婷婷,李广平.从内涵式到高质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演进及转向[J].高等教育研究,2023(5).
[3]王建华.什么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1(6).
[4]王宝玺,杜蕾.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交叉学科建设的问题表征及应对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4(3).
[5]杨小微,游韵.教育现代化的中国视角[J].教育研究,2021(3).
[6]郁悦.交叉学科建设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转向[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4).
[7]王兆璟,赵亮.交叉学科建设的异化表征与高质量发展逻辑[J].现代大学教育,2022(6).
[8]Barish,L.S. State of Wisconsin 1995-1996 Blue Book [M].Madison: Wisconsin 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1996.
[9]马健云,陈恩伦.新时代高校学术权力共享机制建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10]白强.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Ⅲ的高校学科高质量发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23(4).
[11]莫斯.魔法师与他的学徒们——MIT媒体实验室的创新密码[M].邱平,赵佳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2]杨朔镔.组织惰性视角下高校交叉学科组织模式创新的风险及规避[J].江苏高教,2023(6).
[13]张茂聪,窦新宇.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管理制度体系构建:生成逻辑、功能界定与维度设计[J].高校教育管理,2023(1).
[14]Sà CRESO M. ‘Interdisciplinary strategies’ in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2008(5).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双一流’大学交叉学科组织建制与样态创新研究”(23YJA880070)、湖北省高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湖北省高校交叉学科组织的研究生培养机制研究”(2024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2025年第8期《中国高等教育》)
工信部备案号:京ICP备05071141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24
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 中国教育新闻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下载使用
Copyright@2000-2022 www.jyb.cn All Rights Reserved.